小雯走了，不声不响地突然离我们而去。

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早上，突然接到了老同学小娥的电话，她哽咽着告知我小雯昨夜突犯心脏病已撒手人寰。闻之，心内如焚，悲哀万分。

我和小雯等老同学们感情颇深，从小学到初中、高中，我们这个班始终未被打散。小学五年级时，“文革”开始，学校不再上课，同学们到处串联，写大字报、贴标语，一起待到了小学七年级，然后集体升入中学。在中学也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学工、学农、野营拉练，参加政治运动，并未学到多少文化知识。

小雯很爱读书，常去寻找一些未被“破四旧”烧掉而在民间流传下来的书认真阅读。我俩经常交换书，有时也会把读书心得写下来夹在书里交给对方看，但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，毕竟这些书在当时都是“毒草”。那时我们看过的书有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金光大道》《说唐》《红楼梦》《新儿女英雄传》，还有雪莱的诗集和郭小川的诗集等。凭我们那点儿文化底子和阅历，读《红楼梦》是很费劲的，通篇看下来似懂非懂。后来在部队时，我又读了一遍《红楼梦》，还是懵懵懂懂，怪不得毛主席说《红楼梦》“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” 。

那时的政治学习氛围很浓，学校里自发地组成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。小雯、小娥等几人的小组，每天固定时间开展学习、讨论和记录，每个人都认真撰写心得笔记。很快，这个小组就脱颖而出，成为班里和年级的优秀代表。1971年上半年，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整党建党和整团建团，我们学校也发展了第一批共青团员。由于我们班学习氛围浓厚，便开了学校的先例，一下子发展了我、女班长和小雯3个人入团。

入团后我们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学校的活动之中。我和小雯经常一起给学校广播站投稿，还尽善尽美地把排、连（“文革”因素，把各班改为排，每五个排为一个连，学校共分为九个连）的黑板报出好，每期板报都在学校拔得头筹，引来好评一片。不久，学校成立团总支，在第一届团员大会上，我当选为学校团总支的宣传委员。这下，任务更重了，除了连、排的黑板报，我还要负责学校的墙报、油印小报和广播站，在几个“死党”的协助下，我们的宣传工作在郑州铁路系统小有名气。

而后，小雯所在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也名气见长，要在全校3000多名师生参与的大会上演讲。我责无旁贷地协助她们精心准备了几千字的演讲稿，稿子又经时任学校团总支副书记的语文老师润色修改，最后经团总支书记审定。此次演讲在全校引起了巨大轰动，各排、连纷纷以此为题出黑板报，学校表彰她们为学“毛著”先进小组，并选派她们到郑州市铁路局演讲。她们昂扬的精神风貌和声情并茂的演讲再次获得了满堂彩，先后受到了市局和全省铁路系统的表彰。

从此，她们在学校上课的时间愈来愈少，不停地被一些单位邀请去演讲。随着名气愈来愈大，小雯她们有点儿飘飘然了，也开始身不由己，像木偶一样被摆布着。她们与班里的同学越来越生分，甚至饱受非议。真可谓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出于岸，流必湍之；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”！

1972年12月，离高中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，我们面临着两条出路，一是应征入伍到部队，二是“上山下乡”做“知青”。此时，有海、陆、空的四支部队到我们学校征召年满18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。经过政审、体检，我很荣幸地穿上了军装，告别了学校和朝夕相处十年的老同学。在郑州北海棠寺火车站乘专列去孝感和武汉时，小雯赶到车站为我送行。火车徐徐开动，我们挥手告别，心下茫然，不知再见是何时。此后彼此通过一封信，便渺无音讯了。

知道小雯毕业后的去向，是1974年下半年。原来在我当兵后没几个月，班里的同学就集体到长葛县某公社生产大队插队落户，可因为矛盾激化，几个同学张贴大字报批判了小雯等人，学校怕局面不可收拾，便安排她们下乡到了另外的公社。

说实话，古代大禹治理水患就知道要用“疏”而不能“堵”和“捂”。但当时学校领导处理学生矛盾时竟采取简单的“堵”来一推了之，这其实就埋下了小雯等人与同学们四十多年不来往的祸根。

在全新而陌生的集体里，小雯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，既无人帮忙，又无人可以倾诉。但曾经的荣誉促使她自觉地、忘我地、超出体能极限地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，改造着自己的世界观，洗涤着自己的灵魂。

在广袤无垠、粗犷壮阔的天地里，一间小屋足以安身，几件敝衣足以御寒，三餐粗饭足以充饥。对于生活，小雯没有太多奢望。敝帚自珍，洁身自好，便是她唯一能把握的。“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；毁誉由人，望天上云卷云舒，聚散任风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