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袤的湿地公园里有一座拱形桥，栏杆漆成了红色。

今天是我爸的生日，他已走了两年多了，想他的时候，我就会到桥上走走，找些回忆。爸活着的时候，常在这座桥上看着这片园子。桥下的水直通海里，浩渺大水，一望无垠，与天相连。

那时，我爸刚过75岁，瘦瘦的，身体尚好，没有大病。有一天傍晚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，用孱弱的声音对我说他得心脏病了。晴天霹雳，我急忙打车回家。我爸说，他心跳慢，每分钟只有三四十次，晚上睡下，早上常常不容易醒来。为了验证自己身体尚可，他还挑了两担水到菜地里，但感到上气不接下气，心口堵得慌，无奈，他只好把腰带勒勒，再继续挑，这时上气就可接下气了。父亲看起来很精细，但在一些事上又显得非常粗糙。打我母亲过世后，这些年，他一直是这么过来的，把自己糟蹋惯了。

在烟台住院时，我整整陪了他10个昼夜，每天晚上在一条窄凳上和衣而睡。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老了，曾经那么强壮的身体，怎么一下子就得了心脏病呢？我觉得他这病全是因孤独而来的，说到底是我们对他照顾不够。医生说，父亲主要是心动过缓，需安起搏器。尽管手术简单，又找的是名医，但我真害怕他这次挺不过去，所以就寸步不离，昼夜陪着他。

住院期间，父亲还想着那片园、那片海、那座拱形红桥，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，那才是他的寄托。

爸在我弟弟家里疗养几天，就又来到园里。由于刚安上起搏器，他骑车时只能一手扶着车把—这辆大金鹿牌自行车，他骑了30多年。我不放心，只好开车在后面跟着。他一路都是单手扶把，那个犹如桑木扁担般宁折不弯的父亲，又回来了。一些小道儿、小坎儿、小病小痛是放不倒父亲的。他孤独惯了，也执着惯了，他就像一座拱桥立在我们面前，没有倒下去的时候。

父亲就是一座桥。

少时，我家住在一条深胡同里，胡同窄得只够走一辆手推车，家家鸡犬相闻。父亲会木工、瓦工的活儿，他几乎给整条胡同的人家都修过灶、盘过炕、打过门窗。他在这条深胡同里辈分居中，但每个人见了他都很尊重，因皆有求于他，借锯的、借斧的，日日不绝。胡同头和胡同尾的两家的孩子，父亲做活儿时都赶来我家，不错眼珠、专心致志地看。后来，这些孩子不是干了瓦工，就是干了木工，工匠精神在我们这条深胡同传得很深、很久。这些孩子在我父亲的带领下，皆不善言辞，只会一心一意地做活儿。父亲的聪慧、勤谨，影响了他身边的一代人。

记得有一个孩子，圆脸，很黑，他专等我父亲上山时来我家，因这时他可以偷偷地拿父亲的工具研究一番。这些孩子没上过多少学，最多也就上到小学三四年级就辍学了，他们的家长都喊着我爸的名字对他们说：“跟着你大叔（大哥）学活儿去吧，可吃百家饭。”

那时的匠人做事似乎不图赚钱，每到一家，人家都拿出好酒好菜伺候，鱼是每顿必上的，一般是黄花鱼。但这鱼不能吃，只能看，先吃其他的菜。一顿饭下来，主妇撇撇嘴说：“大哥把鱼吃了吧，下顿再做。”父亲只是笑。等到所有活计干完了，这最后一顿晚餐最丰盛，八九个菜，主家长辈和街坊邻里都上桌了，吆五喝六，这时父亲必先举筷动那条黄花鱼；父亲动了筷，满桌的人方可依次动筷。那种对匠人的尊重和对工匠精神的虔诚，至今都依然在延续。

父亲的师父是一个圆脸小胖子，年纪比父亲小，他经常领着父亲出门做活儿。他比父亲脾气好，两人也谈得来。父亲上了6年学，但没学过几何，这圆脸师父却学过，而木工又要用到几何，所以这“小师傅”对父亲来说，真成师父了。冬闲时节，晚上没活儿的时候，他就来我家。父亲坐在杌子上，他就坐在炕沿上，北窗上放着一瓶老白干，圆脸师父拿眼直瞅，父亲心领神会，用牙把那瓶酒打开，把酒倒在一个绿色的小酒盅里。这时奶奶就端来切好的芥菜疙瘩丝，用香油淋了，算是下酒菜。我和弟弟就在隔壁听他和父亲断断续续地在深夜拉呱儿，一会儿扯《三言二拍》，一会儿扯《封神演义》。如果在白天，这圆脸师父还会在做工的间隙哼几句京戏，拉几下胡琴。父亲跟着这样的师父，平添许多快乐，干起活儿来也不累了，家中的烦恼也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打童年起，我就知道劳动是人类最美好的一件事情。不劳而获、好吃懒做、游手好闲，人人都厌恶。我从父亲那辈人身上，看到了劳动的快乐和幸福。

那时，父亲几乎天天都命令我干活，每天放学后，必须到山里拾一篮子草。那时的山每到傍晚，高秆作物耸立，呈暗淡的墨玉色，虫声四起，人影散乱。